在过去的几天里，越南选举出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结合之前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务实，有效并且前途光明的选择。在良好的情况下，更好的中央执行能力和良好的商业技术官员可以结合在一起，为这个需要FDI，需要基础设施，需要更多投资的国家带来更多助力。并且实现10%的经济增速目标。

但就像之前说过的，我觉得只做伏案工作都是纸上谈兵，未来一段时间我会访谈很多越南各行各业的朋友，尝试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等到这些采访结束之后，在今年3月8号，我的朋友们会和我一起回到上海，我们会找一个场地坐下来和大家分享这些心得，以及庆祝我们的播客一周年。

在这里我想感谢和我一起做这个博客的Mike，我毫不怀疑他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在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在节目中负责专业的那一位。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研究正是我们这个年代所需要的，无论是他在WTO报告中负责撰写的部分，还是在关于中国出海研究中他对于价值链上下游的观察。他的Working Paper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疑问，我想可能也是很多CVC负责人的疑问，就是在中国出海语境中，产业链纵向和横向兼并到底应该怎么思考。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把AI和地缘政治研究结合在一起，我的另一位朋友在完成这个艰难的工作，但此时他应该在带娃旅行，下面是他发过来的视频。所以只能祝他玩得开心。

言归正传

在之前向一位我很尊敬也很佩服的大佬学习的时候，我说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扩张，都是缓慢的文化浸润。而他纠正了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只是硬币的一面，准确来说，中国历史中，伴随了两种模式。

-在某些关键时期爆发出的巨大军事能量，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清乾隆。进行扩张

-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通过不同的方法行政消化扩张后的领土。

而我当时说的“缓慢的文化浸润”，其实只是硬币的一面，这个行政消化和浸润，虽然时间很长，听起来很像是儒家文明的故事，但也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已。

在上一篇关于越南的文章里，有两位读者的留言很有意思，一位的看法是，二征姐妹的起义，在汉朝的历史记载中，是一次叛乱。另一位则提出了一个疑问，汉唐时期对于越南的行动，更多通过水路，而为什么在宋朝的时候改走陆路。

我想先从上面这个模型讨论这两个问题，最后回到当下的世界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关注的。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前提到的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之后的树立的铜柱，还是明朝消灭在云南的元朝部队，但最后没有完全撤军。这些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都是对外扩张的第一步，而不是我之前说的文化扩张。

在第一步的扩张结束之后，往往有一个漫长，甚至延绵几个世纪的融合期。在西南，这杯叫做卫所或者土司制度，在西北可能是理藩院。他们的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在初期的扩张之后，到最后的融合之前，通过一个兼得的政策，去推进融合。融合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屯田，解决远征军的粮食供给问题和堡垒问题。把战略价值最高的区域从草原变成农耕田地。

-科举或者共治，向住在边疆的家族和精英们提出交易，加入这个体系，无论是科举，还是没有科举时候，皇帝和当地士族的共治。

-人口迁移，最开始的基建可能是用于军事用途，但打通了道路之后，人口的迁移开始增加，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由于中原王朝的文化吸引力和富足，更多人来到远方，更多远方的土著开始向往中国文化。

然后在最后的阶段，无论是西南的改土归流，西北的新疆省成立，意味着文化的浸润来到最后的阶段。

回到前面的问题，我所出生的湖南省在战国时期位于楚国境内，甚至楚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可能都在湖北而不是湖南，楚国是当时出了名的蛮夷，而且自己也乐得承认。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总是以一个天朝上国的视角去看待周边的国家，在历史的某个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蛮夷，除非你真的出生在中华文明最开始发源的那一个小区域，无论是二里头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的面积可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个大城市。更好的心态应该是尝试去证明去推广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总是简单的，但往往没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更有趣，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好的解释

-汉唐时期中国对于南方的掌握依然比较薄弱，无论是处理交趾，还是安南的问题的时候，在长安的帝国中枢，看待南方更多是从一个贸易的角度去看，例如唐朝的战略重心毫无疑问是在北方，对于安南的统治更多采取羁縻政策，可以粗糙类比土司政策。册封当地部落首领。维持松散的政治效忠。由于当时南方发展还比较滞后，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岭南地区对于长安更像是一个殖民地而不是帝国核心区域。当叛乱发生的时候，从广州或者更远的地方，通过水运，送过去一支快速机动部队，然后因为当地发展水平落后，往往也无力抵抗。就可以平定战乱。

但这个策略有前提，就是南方的发展依然很落后，大部分城市集中在河流和港口，山区和内陆的人数不多，所以这种海运快速机动部队，保持对一块飞地的控制就够了

-但就像我们在历史书上学到的，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衣冠南渡，还是宋朝战略重心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开始加速。在南北朝时期938年，北宋时期981年，以及元朝时期的1288年。中原王朝三次与越南当地王朝进行战争，而且发生的地点都在同一个地方，白藤江。在越南朋友眼中，这条江颇具传奇色彩，因为它可以说是用同一个方法打败了三次敌人。在河水中种下木桩，涨潮时引诱对方海军冲进河口，退潮时白藤江水位落差巨大木桩浮现堵住出口，对方海军被困在河口成为靶子。

所以不是没有尝试走海路，而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文化已经在当地生根，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不是最开始那样，从几百公里外调动一只水师，就可以平定叛乱的年代。

回到今天的世界，如果说在历史上，第一产业是人类大部分生产的核心，所以对外土地扩张，无论是耕地还是农夫，都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资源。在今天的年代，耕地早就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远超过第一产业。因此侵略战争或者扩张战争，是一个非常费力不讨好，甚至可能弊大于利的选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场自卫反击战争，都是快速出击，快速撤回。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应该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在今天的世界，商业扩张比军事扩张更普遍存在，效率也更高。而且它的逻辑也是类似的，在中国历史上，修建灵渠，打通大运河，连接王朝的中枢和边疆，然后输出商品，文化，建立卫所，联姻友好当地氏族。这些事情依然在今天发生，只是换了一个形式。或者用一个大家听得更多的说法，这可能叫做自由贸易。

人类的文明长期来看也是进步的，过去那种把边民的诉求都当做叛乱，或者通过军事扩张的方法今天并不可行，相反找到互利共赢的方法，就像Mike在论文中说到的，中国在出海商业活动中，下游的投资往往一方面可以给当地带来利润和FDI，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产业链上游中国企业的出海。了解当地人民和社会的诉求，然后寻找可能的切入点，是此时此刻无数中国出海企业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稍微刻舟求剑一下，按照历史的三步曲类比，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出海，其实是之前一带一路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延续，他并不是中国出海逻辑的终点。在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有更多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的融合，更多和当地人民，企业，政府交流，尝试找到互利共赢的方法，并且通过一些双方都能接受的制度化设计去固化合作的基础。而且这个制度一定是中国和当地的结合，可以是三七开，七三开，甚至二八开，八二开，但根据历史的经验，不太可能是削足适履，或者是强加一个价值观。这里面会有很多投资机会，价值观会决定我们能否选择正确的领域和方向。

而如果中国的文明真的足够优秀，能够做到历史上那样博采众长，那么也许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国家愿意接纳或者借鉴中华文明。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一个必须要说明的事情是：我们这些努力的终点，是之前美国做完过的终点，在这个领域中国落后非常多，需要很多的工作去填补间隙。

这是未来一个多月我自己的一个工作目标，我也很期待和大家在上海见面。我还没有开始准备具体的工作，如果有了准确的安排会及时再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