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经济体的关键都在于“发展”——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其他方面的事情都好解决，经济不发展，其他事情都不好办。
今天所发生的诸多“经济现象”或者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都和发展不足有关，甚至是发展不足的必然结果。
发展本身往往能够消化其所产生的问题，让发展进程自动化解问题是最理想的路径。
经济的核心是发展，发展的核心是增长。那么，如何通过增长来实现发展呢？
今天各个经济领域已经表现为极度的“内卷”，在现实情况下，增加新的增长空间成为关键。新的增长空间在哪里？由谁来实现增长？
01
科创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科创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可以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技术水平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未来也取决于这个经济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在经济现状“内卷”的情况下，通过科创释放出更多的新经济活动就成为经济空间进一步扩张和实现增长的主要手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那么，如何将这三者有机结合，构成一个大科创体系呢？
纵观近代工业化以来不到300年的科技发展史，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三者缺一不可，这三者可以被视为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把教育、应用技术转化、企业和产业化一体化，即“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我们可以把这“三驾马车”称为“大科研体系”。
基础科研的主体一般是大学和研究机构。此外，在当代，政府在基础科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需要自助大学和科研机构，更需要打造基础科研所需要的实验室等。
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在西方，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私营企业，即使政府想要搞转化，也是通过竞争性方式委托给私营企业。在苏联，国有企业承担了这一角色，但因缺乏竞争机制，没有实现可持续性。
金融服务的主体一般是金融机构。应用技术转化的风险很高，政府很难用纳税人的钱去做这种高风险的事情，传统银行也很难用存款人的钱去做这种高风险的事。因此，二战以来，美国发明和创造了风投体系。可以这样说，风投是二战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发明。
要想尽快确立大科研体系，就需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要实现科技的突破性发展，“去监管化”不可避免。设置几个“科创特区”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既“去监管”又能照顾到安全的考量。这样如果成功了，可以向全国各地推广；即使做不好，对国民经济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的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等有条件的地区设置数个科创特区，真正实现基于“三驾马车”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创成果。
唯有这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才能构建高效科研体系，才能在科技创新上避免落后，在人工智能时代赶上和超越他国。
02
新质生产力落地面临哪些困境
我们需要考量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但更需要考量如何把已经产生的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经济活动。就新增经济空间来说，因为缺失体制机制改革，很多领域的经济活动不能落地。
新质生产力面临怎样的制约？以互联网领域为例，2024年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走红。然而，实际上珠三角和长三角有大量游戏因为监管等无法落地，只能转向印度尼西亚、日本、美国等海外市场。
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如此，中国在论文和商用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论文量大但落地的商用相对较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但过度的监管是重要原因。美国媒体曾报道称，中国很多人工智能专家因为找不到发展的机会，就转去美国寻找发展机会。
监管与安全考量非常重要，因此，要统筹发展与监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但这种统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往往过度强调监管和安全而忽视发展。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独角兽企业因为监管过度落不了地，导致发展不足。
除了过严的监管体制机制之外，金融服务的缺失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专精特新的企业面临很大的融资困难。出于各种原因，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天然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现在很多地方的国资想扮演风投的角色，但这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如果我们不能确立支撑耐心资本的体制和机制，那么资本就很难做到耐心，更多的资本还会趋向短期行为。
严格说来，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科创的金融系统。国家并不缺钱，缺少的是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转。尽管已经确立了“金融强国”的命题和目标，但这个目标在金融体系的具体设计上还有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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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如何把潜力转化为增长的现实？
唯有深化改革和开放
尽管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但是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具有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我们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所需要的只是思考如何把潜力转化为增长的现实。如何转化？唯有深化改革和开放。
近期，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振兴经济的政策方案，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这次的经济振兴方案可以概括为“一制三策”。“一制”指的是以法律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三策”包括宽松的金融和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幅度松规（放松监管）政策。
其中，制度是基础和目标，政策是工具和手段。政策和工具的使用要有制度作为保障，同时政策和工具的使用所实现的成果也需要制度来保障。
对经济主体来说，法治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确保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和意义。作为经济主体，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就是追求财富。因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财富保障这个问题。
从这方面看，国家的法治体系建设依然在路上，依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人们可以把“改革开放”视为创造财富的机制，但还需要通过更深入的“改革开放”来创造财富保护和财富增值的机制。从短期来看，要有效恢复企业家的信心，就需要纠正和解决一些地方不符合法治的行为。
例如，一些地方异地执法追查他们所认定的企业“非法所得”，使得企业家人心惶惶。国家已经对这种做法制定了相关规定，但稳定、重振企业家信心和企业活力仍需长期努力。
金融、财政和松规“三策”是工具和手段，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看，金融、财政和松规“三策”之间的关系和逻辑都必须理顺。
金融和财政政策不会被人们忽视，因为两者都是各国最普遍最常用的调整经济活动的工具，但松规的作用是经常被忽视的。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宏观层面的政策没有在微观层面发挥显著作用。
这是因为，金融和财政政策是否会导向实际经济增长，需要看经济主体这一传导主体是否把金融和财政的动能传递到实体经济领域。从目前看，金融政策主要释放了个体（主要是散户）的动能，财政为地方减负的作用有待释放，但对企业和地方这两个最重要经济主体的“松绑”还没有开始。
要促成宏观政策转化为微观层面的红利，需要释放更多新的经济活动。因此必须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念，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要发展首先必须通过赋权企业和地方把更多更大量的经济活动释放出来。
如果经济主体处于“捆绑”状态，就很难有所作为。因此，无论多么好的金融和财政政策，都需要松规的配合。
04
“五位一体”的复合型改革思想体系
要有效应对内外局势，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化改革开放。任何单一的或者单方面的改革都难以克服复合的问题和困难，中国的改革也必须是复合型的，需要一个复合的思想体系。结合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中国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五位一体”的复合型改革思想体系。
1.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改革必须具有一个主体性政治力量。在中国，政治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再者，这个主体的改革必须是渐进的，而非激进的。历史上，自上而下的激进改革失败的居多，而渐进改革的成功概率更大。
2.经济上的市场主义。在经济的很多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仍有很大空间，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国企的市场化仍有较大完善空间。同时，经济领域的市场主义并不表明政府角色不重要；恰恰相反，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不仅市场化本身需要政府来推动，政府还要承担实现社会公平的责任。
3.社会上的社会主义。社会领域主要涵盖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社会领域的社会主义对于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保底”，即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对中产阶层来说，这是制度保障；对创新来说，这是社会动力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追求。
4.文化上的包容主义。文化需要开放包容，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知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来源。知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往往来自存在一个“思想市场”，不同思想在其中交流和碰撞。今天，在西方搞意识形态对立和“文明冲突”的时候，中国更需要践行文化包容主义。
5.政策上的实践主义。实践主义的核心就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这里要把意识形态因素和具体的政策区分开来。那些成功的经济体都是在坚持意识形态的条件下灵活地根据实践需要来制定政策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