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经历了2020年后的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陷入低迷。美国的中产阶级开始萎缩，欧洲陷入债务危机，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也长期徘徊在负值。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经济增长的疲软。各国政府和央行纷纷推出从量化宽松到“直升机撒钱”的政策组合，然而，无论是超低利率，还是巨额财政刺激，都收效甚微，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颓势。这种困境的出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当政策制定者失去预判与施策的有效性，民众对经济学的信任也开始动摇。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在《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提出以“资产负债表衰退”为理论核心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国家收入长期停滞的深层原因。
《被追赶的经济体》，[美]辜朝明|著
徐忠、任晴|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8月
第三阶段
在辜朝明看来，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着相似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经济体、成熟经济体，被追赶的经济体。在城镇化经济体阶段，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于劳动力增长。企业通过持续扩大投资实现超额利润，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城镇化进程趋于完成，经济进入第二个阶段——成熟经济体阶段。该阶段被视为收入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此时，居民的购买力显著提升，企业也因旺盛的内需继续扩大产能、提高盈利，市场在供给端与需求端均保持强劲态势，整体经济高度繁荣。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国内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资本回报率逐渐下降，经济体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即“被追赶的经济体”。
在这一阶段，由于本土生产成本过高，企业更倾向将投资转向海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同时，由于资本过剩和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减少，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并伴随频繁的泡沫破裂与债务累积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减弱，甚至出现衰退。
问题的根源在于，主导全球政策制定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其理论基础奠基于“黄金时代”。也就是说，凯恩斯做出的假设基于当时高增长、高回报的背景下，如果放在“被追赶阶段”的今天，多少有些“刻舟求剑”。
例如，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私人部门始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黄金时代，企业确实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在被追赶的时代，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很低，他们自然没有借钱意愿。
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房价是上升的，如果房价一年内从100万元涨至120万元，全款购房者收益率可达20%；假设他仅仅支付20%首付，自有资金的回报率更是高达100%，即使扣除贷款利息，净收益依然诱人。这自然激励私人部门持续加杠杆。然而，当资产泡沫破裂，房价跌至70万元，而贷款余额仍高达80万元时，投资者净资产转为负值。此时，他如果再赚钱，优先考虑的是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即使采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依然有限。
通缩螺旋
当整个私人部门的目标发生转变，集体从“借贷投资”转向“偿债储蓄”时，经济便会陷入辜朝明所定义的“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指在泡沫破裂后，企业和家庭的首要目标，从盈利和消费转向了修复资产负债表。
换句话说，他们宁愿用收入去还债，也不会去冒险投资或增加消费。此时，真正的危机不是货币短缺，而是“借款人消失”。央行释放的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只能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推高资产价格，却无力拉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持续萎靡导致物价下跌，而通缩预期又反过来加重实际债务负担，进一步抑制支出，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的通缩螺旋。
日本的例子最为典型。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日本企业长达30年都在“修表模式”，宁愿囤现金也不扩张投资。尽管日本长期维持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私人部门的净储蓄仍然占GDP的4%以上，经济持续低迷，被称为“失落的30年”。
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情形也类似。家庭忙于偿还房贷和信用卡债务，企业缩减投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推高了资产价格，但未能迅速拉动就业和产出。欧洲在欧债危机中更为严重。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在危机后出现私人部门高储蓄、低消费的局面，导致复苏更加缓慢。这充分说明，资产负债表衰退并非某国的“特例”，而是发达经济体在进入“被追赶阶段”后普遍可能遭遇的陷阱。
既然衰退的根源是“借款人消失”，那么，破解之道就在于创造一个不受回报率约束的“最后借款人”（Borrower of Last Resort）。这个角色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因为只有政府能够通过实施持续的、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直接创造需求，弥补私人部门支出不足的缺口，将经济拉出通缩螺旋。2008年后，美国的复苏速度快于欧洲，关键原因就在于美国更大胆地实施了财政刺激，而欧洲在财政紧缩和高债务担忧中摇摆不定。日本在1990年代对财政刺激的犹豫，也导致了复苏迟缓。
然而，财政刺激通常面临两大现实阻力：一是债务约束。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已经很高，人们担心进一步财政扩张会触发债务危机。二是政治约束。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往往需要数十年，财政刺激必须长期持续，这就需要国家在政治层面有罕见的远见和定力来维持长期的财政支持。因此，财政虽然是唯一解，但能否坚持执行，还是取决于政治智慧和制度韧性。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虽然短期有效，但也只能是在尽量避免通缩螺旋。被追赶的经济体要避免经济停滞不前的命运，长期来看，还是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资本回报率，让私人部门重新有投资动力。对此，辜朝明总结了三个方向：
一是供给侧改革。通过放松管制、优化税制，提升资本回报率。1970年代，美国在面对日本追赶时，里根政府通过减税和放松管制，激发了高科技企业的活力，最终在半导体和信息产业上重新取得领先。
二是劳动市场灵活。在黄金时代，很多经济体都有终身雇佣制。但进入被追赶阶段，这种制度让企业背负上了沉重的固定成本，也削弱了应对竞争的灵活性。改革的方向是降低用工刚性，使企业能够根据需求调整劳动力成本，从而保持竞争力。
三是教育改革。传统的填鸭式教育在黄金时代还能支撑工业化，但在被追赶阶段，它限制了创新。教育体系必须转向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力，鼓励挑战现状，让创新者有机会脱颖而出。历史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中国在互联网与数字经济上的跃升，都是结构性改革与制度适配的结果。
自我救赎
辜朝明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批评并非反智，而是对方法论的纠偏。事实上，经济学自二战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逐渐陷入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模仿。物理学家可以用方程精确预测天体运行，但经济学家试图用类似方法预测人类行为时，却屡屡碰壁。
其中的原因在于，人不是原子，也不是行星，而是有意图、会学习、能改变心意的复杂主体。当数百万家庭和企业同时改变行为模式时，再精巧的数学模型也会瞬间失效。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传统经济学界竟无人预见；日本30年来的通缩困境，主流理论也难以解释。这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被自己创造的数学迷宫和宏观理论困住了。
他们在做分析的时候，习惯性地将人简化为“理性经济人”。他们假设人的行为是平滑、连续且可预测的。这种简化在“黄金时代”或许近似有效，但在行为模式发生突变的“被追赶阶段”，就会变成严重的误判。
在本书中，辜朝明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洞见：经济学应该向医学而非物理学学习。医生并不依赖完美的人体数学模型来治病，而是通过仔细观察、临床经验和逻辑推理，先诊断病因，再对症下药。
这种基于观察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于研究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可能更为适用。医学思维承认每个经济体的独特性。就像同一种病毒在不同患者身上会有不同表现，同样的经济冲击在不同国家也会引发不同反应。日本的企业在泡沫破裂后集体转向偿债，美国家庭在2008年后持续去杠杆，欧洲各国在债务危机中表现各异——这些现象需要的不是统一的数学模型，而是基于具体制度背景、文化心理和历史路径的深入研判。
如果我们拉到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当下，“被追赶阶段”也并非文明的终结。罗马帝国衰落后，其法律和文化遗产滋养了整个欧洲；宋朝失去军事优势后，其制度创新影响了后世千年；英国虽失去全球霸权，但凭借金融和专业服务继续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历史案例无不提醒我们：文明的韧性不取决于永远保持增长，而在于适应变化、重构优势的能力。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不仅是周期性的波动，更是深层次的结构转型。数字技术、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多方因素，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的底层逻辑。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需要的是更加开放、多元的研究范式，让其能容纳制度差异、文化特质和行为突变。只有当我们接受经济增长的“中年阶段”不是异常而是常态，经济学才能真正指导我们在这个新常态下寻找平衡与发展。
就像一个人到中年，不再追求体格的高速生长，而是寻求智慧、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经济体也是如此——在“被追赶阶段”，质量比速度更重要，韧性比规模更珍贵，包容性比单纯效率更有价值。
辜朝明的《被追赶的经济体》最终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学的救赎不在于建造更精致的模型，而在于重新发现经济现象背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希望与恐惧、理性与非理性、传统与创新，才是经济真正的动力源泉。只有当我们从“扩张的幻觉”中苏醒，把人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这门学科才能找回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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