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互联网老兵，从BBS、微博、知乎、公众号，到即刻、抖音、小红书和播客，几乎完整经历了每个内容平台的出现与崛起，并且都是较早入驻该平台的用户。从结果来看，我像是一个始终站在场边、反复试水却又不断后退的人，完美错过所有红利，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种作为创作者的耻感。
直到2025年，当我走过出版业的完整产业链，既经历了线上的虚假繁荣和办公室的低效，又经历了线下零售的复杂与书店繁重的体力劳动，重新在播客、写作和与AI的互动中找到表达的愉悦时，我似乎才获得一种属于创作者的新的生命力。
站在2026年的开头，我想写一写，过去十多年，作为一个在自媒体领域并不突出但是持续在产出的创作者，我所亲历的内容平台更迭，传统权威崩塌，以及我不断进行的自我重建。
本文写得有点长，如果觉得前面新媒体历史的梳理比较枯燥，可以直接跳到第6部分。
我的GPT年度回顾。
01
2009-2012：从“观看”到“觉醒”
2009年新浪微博还在内测时，我就申请到了内测码，拥有了自己的账号。到2010年，同学、朋友之间就很热衷于互相加微博关注，就如同后来互加微信一样，在微博上发的内容，也大约等同于现在发在朋友圈的那种。
那时候名人、专家与普通网民之间的知识等级和界限还非常明显，但微博的出现，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公共广场，普通人拥有了可以与名人直接对话和平等发表观点的权利，连很多娱乐明星都加入了社会话题的讨论。可以说微博真正开启了网络自媒体时代，也预示着BBS时代的结束和平台托举创作者时代的开始。
但作为普通的微博使用者，我发布的内容是面向自己的记录，还没有一个新媒体创作者的意识。
02
2013-2015：个人经验的“资源化”与最初的红利
开启我的这根神经的是知乎。2012年我进知乎的时候，知乎还是一个简单的社区，没有现在的社交属性、媒体属性和故事属性，首页显示的是你关注的问题，而非你关注的人。
早期的知乎聚集了一大批“行业精英“，还有一大批从豆瓣来的用户。这批人与早期入驻微博的名人不同，他们大多是没有经过传统媒体认证，却具有行业经验或专业知识的“普通人”。
因此，早期的知乎也是一个精英氛围浓厚的社区。我看着很多现在的大V，他们是以普通用户的身份入驻知乎，从拥有几百粉丝到百万粉丝，逐渐成为知乎托举起来的第一批有影响力的创作者。
我是从在知乎答题，开始了面向外界的写作。那时我还是全职妈妈，主要聚焦于育儿、情感、心理学相关话题。那时候知乎的氛围也很好，认真写的答案能得到真诚的反馈，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我的经验和思考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后来我在知乎粉丝积累到了8千多，有段时间成为母婴领域的优秀答题者。
紧接着就进入了微信公众号时代。
公众号于2012年8月面向普通人开放。早期的公众号没有原创标，很多人抱着新奇注册一个号，随便粘贴复制一些微博或bbs上的贴子，就能迅速积累粉丝。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全职妈妈，粉丝很快做到7万后就不做了，说没意思了。这种对普通人来说的轻而易举获粉，现在来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互联网上创作的门槛比起知乎时又进一步降低了。不论你有没有专业背景，是不是行业精英，你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创作舞台，然后通过你的朋友和家人把你创作的内容扩散出去，进而获得更多的关注。我在2013年8月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号，发布的内容还是教育话题。
我在2014年重返职场进入出版行业之前，业余时间都用来记录我对育儿的思考。回到职场后，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图书出版与认识公司组织构架上，文章写得少了。有一个网友，从运营的角度建议我换一个名字，但那时公众号还不能申请换名，于是我在2015年又重新注册了一个号，也就是现在这个号。这也是我最早的运营启蒙。
03
2016-2019：流量的幻觉与平台的傲慢
从2016年开始，我在出版社听到和学到的图书营销方法，几乎都是围绕着公众号展开的。那是一个高度重视文章排版和不断摸索微信群运营的时期，大家会因为一篇文章突破十万+而欢呼。
这时期也诞生了新媒体小编，这个职业最基础的一项工作是做公众号排版。漂亮而高级的版式在读者眼中只是文章的背景，却非常消耗小编的时间，因为要在版式上结合编辑能力再做很多微妙的注意力算计。以至现在我看到微信公众号后台推出的“一键排版”，都感叹那时候平台是有多么的傲慢。
其实一名文字创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面向自我的写作，这需要时间、放空以及大量知识和信息的长期输入。
但是公众号的出现，将写作的功能性发挥到极致，为了争取用户的注意力，平台上各位写手的竞争异常激烈，新媒体创作很快推翻了严肃创作的写作标准，几乎将写作变成了一种低门槛准入，且高度迎合读者的营销行为。不仅对社会新闻的反馈以小时来计算，各种奇葩的标题也层出不穷，很多人在流量的裹挟下被推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财富自由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表现出矛盾的两面，既想坚持自己，又想多少靠扰一下流量，看到晚起跑的人公号阅读量一路升高，也会感到焦虑。但最终我还是没有学会以刺激注意力为目的的标题写作。
04
2019年以后：平台与创作者的新依附关系
如果说公众号及以前的平台还是在用文字筛选创作者，那到抖音和小红书，表达的门槛进一步被降低了，那些并不擅长文字表达的人，也可以通过镜头和声音传递信息与观点。内容创作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或专业领域，情绪、经验乃至私人生活本身，都开始成为可被持续消费的内容资源。
理论上来说，所有会使用手机的人，都被纳入了内容生产的场域之中。只是流量红利期在不断缩短，越是晚入场的创作者，往往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与早期创作者相当的关注度。
此时我也看到，平台不再甘于只做平台，它掌握了流量的分配权，清晰设定了自己的规则和算法，明确了何种内容能够被看见。它会托举创作者，也可以惩罚创作者，成为自由创作者的最大雇主，创作者也可以从一个平台带着粉丝流向另一个平台。此时自媒体的世界入口已经非常清晰了，全职做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雇主”面前，来自旧体系的学历、身份或组织基本崩塌，创作者必须将自身的特长与平台偏好结合起来，不断调整表达策略，同时进行数据分析、效果评估与内容的持续优化，才有可能得到流量的青睐。
创作者也可以通过付费投流等平台机制，改变“等待被发现”的被动位置。在这种结构下，运营与创作被深度绑定，新媒体不再是可以简单外包给“新媒体小编”的工作，而是一项需要创作者本人亲自承担的系统性劳动。
但创作者也能收到回报，日常产出爆款能收到流量主收入，成名后还可以拥有跨越线上线下的名气资本。
在出版圈的工作令我无数次地看到这种资本在不同内容领域的野蛮流通。流量往往大于专业，母婴大V可以写三国演义导读，卖货大V可以开书店。在我看来，这一切又非常讽刺地复制了旧世界的部分逻辑。因为人们本质上还是在寻求对权威的仰视与依附。每一次“新风口”的出现，只是新技术重演权威的解构与再生产。
那些已经建立起成熟流量池的顶流创作者，往往只需要在新平台出现时迅速更换阵地、适配规则，便能在下一轮周期中继续占据优势位置。
05
现在：创作者的价值被重新定义
在抖音和小红书加入平台竞争之后，平台也逐渐走过了那个可以“躺着用流量赚钱”的阶段，它们开始认识到：算法本身并不生产价值，真正生产价值的是创作者。
于是各个平台纷纷调整策略，从单纯依赖自然流量，转向主动扶持甚至争夺头部创作者。当一个创作者在某个平台积累了一定影响力之后，往往会收到来自其他平台的邀请，获得流量扶持、资源倾斜，甚至专门的运营支持。相比之下，在公众号早期，这种激励方式要简单得多，主要以约稿付费的形式存在，公众号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对创作者的系统性激励。
公众号后台给的创作者激励券。
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抖音，它不断更新拍摄与剪辑模板，将大量原本由新媒体小编完成的工作内嵌进产品设计之中，试图把“创作”变成一件可以被随手完成的日常行为——你只需要拍下身边的某个瞬间，其余的交给平台。
与此同时，平台也开始重新分配流量结构。过去高度集中于头部创作者的流量，正在被有意识地向中腰部创作者倾斜。曾经在公众号时期被反复模仿、迅速消耗的“口水型内容”，不再是唯一的增长模板；那些兼具创意、真正能与读者或观众建立连接的内容，也有更多机会走出小圈层。
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既不必走向孤芳自赏的自我表达，也不必沦为夸张标题与情绪刺激的竞技场。它重新为认真做内容的人，留出了一点空间。
到这里，平台与创作者不仅形成了互相依附的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关系。平台会不断调整流量的权重分配机制，创作者也要持续推陈出新——不再只是像公众号时期那样追逐新闻热点就可以，而是要在内容判断与表达形式上同时更新。同时一条在每个平台都适用的规则也逐渐显现，即创作者要基于对某一领域的长期深入来做垂直内容，才有可能形成某种影响力。
因此，新媒体创作也不再是“顺手写一写”或“有感而发”的事情，而是一门必须以主业心态对待的职业：它要求持续投入时间、精力，以及对平台机制的理解。
也是到当下这个时候，由微博开启的自媒体价值才得以真正完整地显现出来——它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市场中发声的出口，是普通人所能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可以不完全依附于权威与体制的表达方式。
06
身为创作者的耻感与我的认知断裂
在整个自媒体平台轮番登场的大戏中，我深度参与了前半场，却退出了后半场。
2016年以后我写的文章越来越少，在成为母亲、像陀螺一样操持家务和工作的岁月里，我时常感受到一个身兼多职的女性要成为创作者会有多困难。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讨论母职和女性主义的图书给予安慰和指导。
我在2025年7月，从书店卖场又回到可以摸鱼的办公室后，最大的体会是，我进行深度思考的时间变多了。原来母职经历与在书店卖场的工作是差不多的，它们的劳动中都伴随着一种持续的、琐碎的、对他人的即时响应。这种碎片化，会系统性地摧毁深度反思的可能性，令人变得更像忙碌的陀螺。
在后面我看清内容平台的趋势，也曾偶尔想象，如果我在2014年没有回归职场，我是否会接下来生二胎，同时有时间把第一个公号做大，向母婴带货大V靠拢。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在孩子5岁以后，逐渐对频繁谈教育的文章感到厌倦，在缺少大量样本和足够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即使我觉得我的灵感是值得一写的，但在表达时还是常常感觉自己很匮乏。
我们这一批从知乎写到公众号的教育类文章创作者，最早都迷信来自欧美的科学育儿理论，强调尊重、自由和给孩子安全感，并积极把这些理论用于育儿。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被开了眼界，第一次发现原来人的童年还可以这样被对待。
但是我们大都对科学育儿理论的理解很浅显，脱离了这些理论在那些国家产生的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抽象的理念被简化成""方法论""在实践中运用时，一旦和父母个人的性格、情绪，家庭的氛围、城市的文化条件、国家的政策相互交织时，就会有多种多样难以预测的演变，有时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是在孩子上了小学后接触公立教育的各种规训，以及看到学校倡导的价值观依然跟我小时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时，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我们如果想在家庭中持续践行对孩子真正的尊重、自由和民主，所需要的觉悟和付出，以及试错成本，都要远超过欧美那些模范家庭的数倍。因为我们缺少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持。不是你简单喊几句口号就可以真的给孩子打造一个你理想中的童年。
后来我也对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跑出来大谈教育很反感。因为精英家庭往往拥有普通家庭难以企及的资源优势——优质的学区、充裕的时间、开阔的视野、以及最重要的：试错的底气。当一个清华教授谈论如何尊重孩子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孩子即使“失败”了，也有足够的家庭资源做后盾；而对于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鸡娃可能是他们能看到的具有安全感的唯一道路。
也因此，我逐渐将阅读重心从心理学转向教育社会学及更广泛的社会学著作。与此同时，基于自身在图书行业的经验，我也尝试从儿童图书这一角度重新切入教育议题。但很快我发现，自己始终难以适应母婴赛道中，对儿童图书过度功利化、营销化的解读氛围。
后来我深入出版行业，也零碎地写过一些出版相关的文章，但作为复杂的出版链条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我的见识和经历还都很有限。或者说，我在不停地积累疑问，然后通过不断地折腾换工作去寻找答案，以致一度觉得我的创作者生涯已经走到了尾声。
我虽使用抖音和小红书的时间也较早，但并未花精力把他们当作创作者平台，除了公众号，我在其他平台都是短暂停留，这既是我多年来脑子里习惯并且固化了以文字作为输出载体的原因，也是结果。
在写公众号的十年里，我也一直有一种创作者的耻感。好像很害怕被人评判，严格的自我审查也使我难以在写作时完全投入对标题、情绪与传播路径的精细计算。
07
2025年，我的自我重建
当时间来到2025年9月，十年时间，我已经走过了出版行业的每一个链条。借换工作的机会，我发现这些年积累下来的诸多疑问竟然隐约有了一些答案。我好像重新找回了最早决定写公众号时才有的感觉，对做播客和小红书产生了意愿与动力，想要把这些年的经验足迹和工作碎片一点点拼合起来。
我是在一种愉悦的状态下，突破了自己的文字载体局限，学着去拍照，去录音。也基于这些年对平台的观察，基于我的优势与兴趣，为每个平台上的内容设置了垂直方向。小红书和播客是关于图书专业的，公众号换了新名字，主要是教育和自我反思的。2025年我也终于走出北京，去逛了好多书店。
虽然是首次尝试的新手，但对播客的策划、剪辑与发布，却串联起了我所有的工作经验。我的节目“店里有书”在小宇宙平台两次进入新手榜，一次进入播客寻宝的推荐，一切似乎预示着这正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我也逐渐摆脱了创作者的耻感，不再纠结于“别人喜不喜欢我”，而是在思考“我能提供什么样的视角”。
我的2025。
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现在各种AI产品，用好了几乎等同于一个强大的秘书团。我在广泛尝试各种AI时，深刻感受到，现在稀缺的不是知识，而是个人提出问题的能力、学习的能力与方向规划的能力。
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回望，我庆幸自己没有在2014年去追逐母婴大V，而是走遍线上和线下，在真实的业务中，逐渐建立起对复杂现实的完整认知。曾经本能地对内容的坚持，此刻也显得很珍贵。
另外，我还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我开始怀疑公司制本身。而在以前，我其实是一个努力迎合制度、试图在组织内部提升自己的顶级牛马。
这些年在不同国企和私企的工作经历，我看到，无论是国企的中心化体系，还是私企的老板制结构；无论是依靠资源优势立足，还是依靠精细化运营发展，他们在运行逻辑上都难以摆脱官僚制的惯性。再厉害的个人，随着在组织系统中的晋升，最终都会脱离业务的基准，被卷入权力的魔咒。令人感觉恐惧亦无趣。
在这样的结构中，绝大多数个体却一直处于被动位置，不仅需要等待认可，还需要为这种认可持续付出不必要的情绪劳动。如果一个人完全依附于单一组织，他所能保有的自主空间，其实非常有限。而这对于需要空间做事的人来说，是灾难性的环境。
我开始重新审视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我想，随着AI技术的发展，就像图书出版的链条不断被拆解、外包一样，曾经由大型公司集中掌握的知识、工具与业务能力，也将会被持续拆分并向外释放。
那种曾经由大公司为个人提供的“平台式视野”和认知更新能力，会逐渐减弱。组织一旦无法持续吸纳外部变化，反而更容易在自身的成功经验中形成路径依赖，观念更新反而最缓慢。
我想公司不会消失，但是未来，越来越多的价值，会从组织内部，转移到能够独立判断、整合资源并持续输出的个体身上。
08
一些迟到但清晰的结论
2025年成为我的转折之年。这一年，在书店经过了两年繁重体力劳动的我，重新思考了我以前所厌倦的工作的价值，也是经历了从未体会过的复杂人际关系后，我原有的价值系统开始松动，阅读兴趣，从以社会科学为主，转向了哲学等人文科学上，许多曾经反复引发内耗的思绪，逐渐失去了对我的控制力，我完成了从“我不够好”到“我很好”的转变。
这一年，我建立了自媒体矩阵，第一次用好了一个笔记工具，勇敢地尝试过去并不擅长的口语表达，也在AI的帮助下提高了写作效率与表达质量，并厘清了接下来要走的方向。
左图为我的小红书。右图为我的播客。
最后我有四点结论，留给现在的自己。
第一，在各个平台已经成熟的当下，成为一名创作者，我不再抗拒平台算法、平台规则与不同的技术形式（视频、音频、文字），这些都是技术性门槛，可以通过学习不断精进，真正决定我能否长期走下去的是：我如何看待一个问题，是否在所表达的主题上具备判断力，我是否能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解，而这些，几乎都建立在我对图书、教育和自我成长这几个领域长期且持续的观察与思考之上。
第二，不论是给人打工还是做自媒体，我都要真实地与世界发生关系，如果只依赖网络信息，则很快就会被困在回音壁里，那是一种被算法过滤过的“世界”。就像我曾经困在办公室做图书编辑一样，那时的创作灵感非常容易枯竭。
第三，当创作走向长期，我开始有意识地思考“目的地”。对方向的确认，让我基本屏蔽了因想过度迎合外界而产生的情绪干扰，也不再像公众号时期那样，以阅读量为唯一评判标准。我相信，从长期发展来看，稳比快更重要。
因此我不再疯狂地追逐工作，也不再把全部的价值感，压在单一的工作结果之上。当我放下自己的工具属性后，我对教育的理解，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四，方向比红利更重要。自媒体创作之所以门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人人都可以入局，并不是因为它足够简单，而是因为每个人身上都确实存在着某种优势与闪光点。从前面梳理的微博到播客的平台演变，鼓励创作者参与的过程可以看到，自媒体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引导个体去识别、挖掘并放大自身优势的过程。而这个优势不由任何权威或他者来定义，只由你自己定义。
但这恰恰与我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教育逻辑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传统教育体系中，我们被反复强调的是反思自己的不足：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要努力补齐短板；而不是识别优势：哪里已经做得很好，应该继续深化与放大。
正是在这种差异之下，许多人在想做自己喜欢却似乎又脱离常规的事情时，会下意识地产生一种疏离感，认为“那不是我能做的事情”，由此滋生出羞耻与自我怀疑。这种心理，并非源于能力不足，而更多来自思维方式的惯性。完成这一思维转变，往往比掌握任何技巧都更为重要。而我，已经开启了这一思维转变的过程。
以上也是我2025年交给自己的一份年终总结。"